近日在讀Naomi Klein的《震撼主義——災難經濟的興起》一書。Klein指出,以佛利民(Milton Friedman)為首的芝加哥學派所提倡的自由主義經濟措施,被統治者利用於國家政治或社會災難發生之後(如政變、戰爭、天災等),趁著動蕩的局面,積極推行全面私有化的措施,在短期內可能帶動榮景,但實際的財富卻進入跨國財團或政經權貴手中,長遠下去,只造成貧富差距日益增大,市民以至國家非但沒有從私有化的政策中獲得好處,更在寡頭壟斷的情況下,連原有的國家資源也遭人掠奪。佛利民的經濟主張被稱為“震撼療法”(shock treatment),Klein卻把這種“趁著災難對公共領域進行精心策畫的掠奪,以及看待災難有如刺激的市場機會”稱為“災難資本主義”(disaster capitalism)。
回看澳門回歸十年的經濟發展,似乎也有這種災難資本主義的影子。
回歸前的澳門可描述為一場“災難”,經濟不景,失業率高企;治安不靖,爆炸槍殺不斷;政治處於交接時期,葡人根本無心管治。總之,十年前的澳門,就是一幅百廢待興的景象,也是澳門人相比香港人更盼望回歸的原因。
正因為有這片“災難”慘象,特區政府便在“固本培元”不久之後,推出賭權開放政策,並提出以博彩業為龍頭帶動經濟發展的戰略。這便是澳門特色的震撼療法。那時候,整個澳門引頸企盼外資的進入,驚嘆新式賭場的豪華氣派,當然,更欣喜於飇升的工資和偏低的失業率。當澳門的GDP超越香港排名亞洲第三時,澳門人那昂首闊步的豪情,就別說有多得意了。
然而,澳門市民沒留意到,政府在賭權開放的同時,也以引資為名,極廉價地批出大片土地,不用公開拍賣;澳門市民沒留意到,當賭場稅收源源不絕輸入庫房時,澳門的東亞運場館在超支,澳門的公共交通在擠塞,澳門的綠化環境在惡化,澳門的世遺風景在破壞;澳門市民沒留意到,在樓價暴升自己身家暴漲的同時,政府以不干預自由市場的理由,悄悄地停止了公共房屋的興建;澳門市民沒留意到,當特首以超高民望意風發於濠江時,其手下卻有人利用職權大肆貪污……
問題是︰真的是澳門市民沒留意到,還是我們的政治冷感造就了某些情況的惡化呢?
賭權開放為澳門帶來翻地覆地的“震撼”,但其開放的範圍與自由的程度,卻只是由一小部分的澳門人當了家作了主,廣大市民無權置喙。十年過去了,“震撼”的後續影響逐漸浮現,此時此刻,澳門人心中有許多怨憤。
面對“災難資本主義”帶來的惡果,Klein的結論是“人民重建崛起”,也就是由人民自己重建家園,“本地人民重建運動的起點是認定大家無法逃避自己創造的重大亂象,而且已經有夠多的東西遭到消滅,包括歷史、文化和記憶。”
澳門人,是時候真正負起當家作主的責任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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